中医科学院首席荣誉研究员孙桂芝为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博士后导师、教授、第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导师，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博士后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并于2017年获得中医科学院岐黄奖、中医科学院唐氏奖。

勤奋好学，励志从医

孙桂芝的少女时代无忧无虑，但家乡的女孩子很少念书，她少而聪敏，极力与父母争取，获得了上学机会，但在上高中时父亲突然去世，使她失去了生活来源，在那时，她与母亲的生活都难于维持，哪有上学的钱，但靠顽强的意志，她勤工俭学和亲朋好友的接济，艰难读完高中。受老师的影响和看到家乡百姓被病痛折磨的凄惨状况，孙桂芝遂励志从医，以解百姓病痛之苦。1959年8月顺利考入山东医学院（后更名为山东医科大学，现名山东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学习。大学期间仅靠国家每月16元的助学金上学，其艰难的程度不言而喻，尽管生活艰难，但她心中有个梦——成为一名医生。心中的志向和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使她几乎发狂的读书，孙桂芝在上学时没有任何偏科，所有的功课，从课本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力争记住。广泛的阅读开启了她智慧的大门，为后来的工作与深造奠定了基础。

中西结合，勇于探索

孙桂芝是西医院校毕业，自调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始终坚持对中医经典的学习，她体会到：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历代的医学论著浩如烟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素。她利用一切机会给院内的名老中医抄方学习，向老一辈各科专家讨教，在学习过程中，她被中医药学的无穷奥妙所吸引，如饥似渴地摘录历代名医有关类似肿瘤的论述，查阅中医医学期刊，有案必录，有论必记，见到名老中医疗效之好，方法之异，选药之奇，识见之颖，常常入胜。向名老中医学习的每一点都要认真消化，把从各科老前辈那里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经验，融汇贯通，夯实了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基础。在临床治疗中她坚持以辨病在先，辨证为主的原则，在科研中坚持将临床发现，通过实验研究，给予验证和理论上的升华。她发挥自己实验技能强的优势，积极探索中药抗肿瘤的实验研究，将行之有效的方剂在动物实验中进行研究和验证，勇于探索。孙桂芝先后对临床有明显疗效的16个方剂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研究，率先开展了中医药防治放化疗毒副作用的实验研究，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筛选并建立了健脾益肾法防治胃癌肿瘤化疗毒副反应的研究体系，并形成了临床新药，这也是健脾益肾冲剂的由来，目前健脾益肾法已经成为肿瘤临床防治化疗的重要治疗法则，在全国得到了广泛应用。

“七五”期间在延伸健脾益肾法为扶正培本法防治各种肿瘤放化疗毒副作用的同时，针对胃肠癌术后容易转移复发的临床问题，又提出：胃肠癌术后属于气血亏虚、邪毒未尽，因此在健脾益肾的基础上，增加了解毒抗癌的力量，研究出了扶正解毒口服液，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确立了肿瘤术后，扶正解毒为主防治肿瘤转移的新思路，这一点也越来越被现代研究的一些最新资料所证实，近年来的一些美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炎症是促进肿瘤术后转移复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中药中一些清热解毒药物，如白花蛇舌草、黄芩等均有很好的消除炎症的作用，这一点也经过正在进行的一些实验研究得到了逐步的证实。

“八五”期间针对晚期胃癌，孙桂芝提出“益气活血解毒法治疗晚期胃癌”的研究思路，并研究出了“养胃抗瘤”冲剂，经过了八五期间的临床验证，取得配合化疗，延长肿瘤患者生存期的想法，提高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效果，孙桂芝无偿地把“养胃抗瘤”冲剂献给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原叫中国中医研究院）。

从国家“六五”期间放化疗毒副作用的防治，到“八五”期间晚期胃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以及近年来孙桂芝指导学生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健脾益肾法、益气活血法对肿瘤转移的影响及分子机制的研究，始终贯穿了中西医结合以及临床与实验结合的抗癌历程。孙桂芝真正成为了一个临床、科研并重的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大家。

患者至上，无私奉献

孙桂芝为人谦和，对患者亲切，看病认真负责，疗效确切，在病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她坚持中西医功底必须同样扎实，这样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许多患者来诊时已经被“判了死刑”，抱着一线希望请孙桂芝诊治，孙主任总是首先应用西医所学进行诊断，耐心细致地对患者解释其目前存在的问题，鼓励患者的求生意志，然后尽其所能从中医、西医两个方面提出治疗方案，通过中西结合治疗为患者解除痛苦。孙桂芝在医院和同行中有较高的威望，她的同事、学生的眼中，孙桂芝永远是一个精力充沛过人，对病人耐心入微，她有问必答，以自己乐观的情绪感染病人，给患者带来欢乐，难怪病人常说“见到了孙主任不吃药，病就好了一半。”孙桂芝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所以只要病人满意，再累也高兴。她的工作是超负荷的，从早晨6点到下午1点多连续出诊。在医疗工作中病人的需要重于一切，宁愿自己累一点，也要多看几个病人，从医以来，诊治了80余万人次，她说：我们应感谢病人，因为每看一个病人，都会从病人那里得到温故知新，增长才干，所以在工作中要努力把获得的知识奉献给所有需要的人，不让病人失望，体谅病人的困难。正是这种对肿瘤临床工作的献身精神，四十年来诊治的肿瘤患者遍及世界各地，也成为了国内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著名专家，积累了丰富的肿瘤中西医诊治经验。

患者1996年在友谊医院行左乳腺癌切除术。那年手术还没拆线，经友谊医院的医生的介绍，找到孙桂芝吃中药，这一吃就是25年。记者在孙桂芝肿瘤研究所见到了已经行左乳根治术后25年的乳腺癌患者骆燕意。骆燕意今年75岁，现在身体很好，精力充沛，性格开朗。提到孙桂芝的医术，真叫赞不绝口，直树大拇指：“苍生大师，无冕之王”。

医术精专，注重疗效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特色，也是中医诊治疾病的主要方法。孙桂芝十分重视肿瘤治疗过程中的辨证论治，针对不同的病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辨证分型和特色用药。如食管癌，认为属于中医“噎膈”的范畴，依据疾病不同的发展阶段分为痰气交阻、津亏热结、瘀血阻膈、气虚阳微等四型，依据不同证型辨证用药。针对瘀血阻膈型，二术玉灵丹（白术、莪术、玉金、威灵仙、丹参）是孙桂芝的经验方，临床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在辨证论治的同时，孙主任也很注重辨病论治以及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她所指的辨病是西医的病，辨病论治是在寻找病源、明确诊断的基础上，针对病源辨证用药。证是疾病反映出的现象，病是证产生的根源。因此，证和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恶性肿瘤是在当今社会、自然环境下发生、发展的一种疾病，它的发生、发展不同于古代的社会、自然环境，因此，采用既往的单纯辨证论治用药很难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则显的更加重要，尤其在肿瘤患者术后防转移、复发作用意义更加显著。肿瘤术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质恢复，临床上可能无任何症状，单纯的宏观辨证可能是无证可辨，但结合现代研究进展，肿瘤患者术后免疫功能多有一定下降，体内可能残存的肿瘤细胞处于休眠或缓慢增殖时期，当残存肿瘤细胞增殖到一定数量或机体受到外界一些恶性刺激，机体的内环境失衡，肿瘤细胞则会出现再次恶性增殖。针对该种情况，孙桂芝认为肿瘤术后应属于气血亏虚、余毒未尽，证为气虚血瘀，治疗当以采用益气活血解毒之法。胃癌术后，孙主任多采用异功散合当归补血汤及藤虎汤加减。肺癌术后多属于气阴两虚，治疗多采用百合固金汤加减。此外，孙桂芝辨病用药的另一特点是在现代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病种某些特殊药物的辨证应用。古时辨证用药多依据临床经验，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为临床辨证用药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孙桂芝十分注重随时汲取现代研究成果，经过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独特的辨证用药特色。虫类药是祖国医学中具有独特功效的一类中药，食管癌患者出现格拒、瘀毒阻滞时，多加入虫类搜剔有情之品，如天龙、干蟾皮、水蛭等。现代研究表明：天龙、干蟾皮体外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临床应用经常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研究结果，孙主任对一些常见肿瘤均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经验方，如肠癌术后防治肝转移采用红藤、凌霄花、八月扎；乳腺癌采用山慈菇、蒲公英、穿山甲软结散结、清热解毒防治肿瘤转移等。整体辨证与微观辨病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研究相结合，为促进中医药治疗肿瘤辨证新体系向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许多医学大家早有论述，但辨证与辨病如何有机结合则是一直困惑临床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课题，孙桂芝患者众多、临床疗效显著的重要原因就是在继承祖国医学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又密切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整体辨证与微观辨病相结合，促进了中医肿瘤学辨证新体系的形成、临床疗效的提高，值得广大医务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第五节治学严谨，教书育人

孙桂芝要求研究生除了坚持跟师完成日常的临床工作之外，基础实验研究和临床科研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课题的选题、设计和研究的进展、总结每一个环节都闪现着她的心血。她面对每一个学生，都会无私地把自己多年的临床和科研经验进行传授，但是要求每一个实验，都要学生自己独立完成。

孙桂芝的以身作则、忘我工作的精神，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弟子。孙主任总是说：人的一生，就是奋斗的一生，只有奋斗，才能成功；切莫被困难吓倒，最困难之时往往就是离成功不远之日。她要求学生们既要保持昂扬的斗志，又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时刻等待着机会的来临。她希望所有的弟子，作为年轻的一代，能够勇于付出，敢于探索，树立强烈的求知欲，具有攀登、涉猎、征服的信念，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时希望已经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弟子们，进一步努力，为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树立好榜样。这样也会对孙主任新招收的学生以及每个弟子的学生产生引导作用，使新的一代看到未来的希望，能够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最终得到社会的认可。

学术思想

肿瘤是威胁人类生命健康严重疾病之一，手术后复发转移是导致治疗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减少或防止复发转移，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是目前肿瘤研究领域中最迫切的课题。孙桂芝教授是工作在中医药防治肿瘤战线著名的专家，近50年治疗肿瘤患者达80余万人次。她的学术思想体现在：

诊断与辨证

整体观：中医认为“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及机体内部各脏腑器官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自然的变化与人的生长发育及疾病息息相关，孙桂芝教授认为这种整体观在中医肿瘤学中体现尤为突出。孙主任认为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其发生、发展是机体内、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特别强调“整体观”在肿瘤发生、发展、治疗中的意义。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治疗前必须了解患得的全身机能状况、精神情绪、体质强弱、饮食好坏、各脏腑气血功能失调状态，作为整体衡量的内容。同时，也要详细掌握肿瘤局部情况，如肿瘤大小、性质等，以便考虑如何消除病灶。

动态观：肿瘤发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肿瘤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了不同的临床特点和病机特点。因此，孙主任强调肿瘤临床治疗过程中的“动态观”，注重分析肿瘤不同阶段的动态变化特点，把握每个阶段的病机变化关键，从而准确、合理地应用中医的各种治疗方法。在整体尚未达到衰竭时，应攻补并重。故有初期偏攻，晚期偏补，中期宜攻补兼施之原则。

辨证与辨病观：不同部位的肿瘤，不同病理性质的肿瘤，临床表现各不相同。因此，孙主任在临床治疗肿瘤中，不仅强调辨证，亦强调辨病，注意辨证与辨病的有机结合，突出在辨病基础上进行辨证治疗。因为肿瘤是一类疾病，而每一种癌症都有它固有的生物学特性，大致相同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形态学、病理学的共同规律，因此单靠辨证显然是不够的。在临床中，孙老强调应该弄清癌肿发生的具体部位，病理细胞类型，有无转移、浸润等。在辨病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中医辨证，才能更好地辨证论治，取得更好的疗效。辨证与辨病结合起来，不但可以综观全局，诊断清楚哪种癌症，病理性质如何，了解机体阴阳、气血、脏腑功能变化，判断预后，而且在治疗中可在辨证用药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加入对癌细胞有抑制作用的药物，收到更佳的效果，充分体现“同病异治，异病同治”颇具中医特色的治疗经验。

“综合以治”观：由于肿瘤的复杂性、特殊性，孙主任强调肿瘤治疗中需“综合以治”。所谓“综合以治”，与现代肿瘤“综合治疗”十分相似，主要是根据不同肿瘤不同阶段的临床特点，运用中医辨证观和整体观，有计划地、合理地应用中医各种治疗手段，改善患者体内脏腑阴阳失调的状态，提高肿瘤患者生存质量，最大限度延长生存期，并且提高治愈率。

强调病因，尤重“内因”：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而不是局部性疾病，是全身疾病的局部表现。肿瘤作为一类病而非一个病，其致病因素比较复杂。祖国医学对肿瘤病因的认识，归纳起来不外乎外因和内因。所谓外因者，主要指外界特别是大自然中的一切致病因素，如四时不正之气，饮食不节等。内因则主要指机体本身所具有的致病因素，特别是不良精神因素、先天不足及脏腑功能失调等。

孙主任在强调外因的同时，尤重内因。她认为肿瘤的致病因素与机体的正气强弱与否有很大关系：

正气内虚：《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一精辟的论述，对肿瘤的认识具有指导性意义，当机体健康、免疫功能良好，即正气存内，阴阳平衡，脏腑协调时，即使有致癌因素，也难以发生癌瘤；若机体不健或虚，则是诱发肿瘤的重要条件。正如《内经》亦曰：“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孙主任强调在肿瘤的发病过程自始存在着“正气内虚”的基本因素。“正气内虚”是防癌治癌的着眼点，临床证明，只有积极扶正才能起到良好的防治肿瘤的效果。

七情内伤：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属于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与脏腑、气血有着密切关系。七情太过或不及均可引起体内气血运行失常及脏腑功能失调，为引发肿瘤奠定了内在的基础。正如《内经》：“内伤于忧怒……而积聚成矣。”孙主任在分析肿瘤病因时，十分重视情志因素，认为七情内伤尤其是忧思不能自拔在肿瘤的发病及发展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七情内伤不仅可以直接引起气血脏腑功能失调而致气滞血瘀，日久而成瘤，而且由于七情内伤，又易致外邪侵袭，通过“正虚”内外合邪，多因素综合作用而产生癌瘤。现代研究认为，社会心理的紧张刺激会降低或抑制机体的免疫能力，诱发内分泌的失调。说明精神刺激引起的恶劣情绪，可能是癌症的“活化剂”。

谨守病机，突出“正虚邪实”：通过对有关肿瘤中医理论的深入探讨和长期临床实践体会，孙老认为肿瘤的基本病机在于“正虚”和“邪实”两个方面。肿瘤是一个全身性疾病，为全身属虚，局部属实的病变，其特点在于因虚致实，又因实致虚，病机复杂变化多端。在疾病的变化过程中，每个患者的病情又不尽相同，所以上述病机并非单独存在，而是相互关联或复合在一起。双方力量对比处于动态变化中，疾病初期，正的抗邪能力尚强于邪气的致病能力，邪气深伏，扩散趋势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临床常无明显症状和体征；随着正气的耗散，正虚进一步加重，邪气的致病力超过正气的抗病力，疾病进展，出现临床症状和体征，邪气发生扩散，形成转移，进入中期；肿瘤晚期，邪毒淫溢，流散四方，正气大虚，逐渐出现阳虚阴竭，阴阳离决而死亡。

针对病机特色，孙老提出扶正祛邪攻补兼施的治疗大法。

治疗精要

①治则遵循“扶正祛邪”和“三因制宜”：

扶正与祛邪：扶正即是调动机体的抗病能力，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免疫系统的作用，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祛邪就是抑制、排除、消灭致病因素。《素问·通评虚实论》中的“精气夺则虚”和《素问·三部九候论》中的“虚则补之”，即是确立扶正治则的主要理论依据。而《素问·通评虚实论》中的“邪气盛则实”和《素问·三部九候论》中的“实则泻之”，即是确立祛邪治则的主要理论依据。孙老强调临床应用扶正与祛邪法则时，应认真细致观察的分析邪正双方力量对比情况、邪盛与正衰之间轻重缓急，然后决定扶正与祛邪两者的主次和先后。

三因制宜：“三因”即指因人、因地、因时。“三因制宜”是指治疗疾病，必须从实际出发，即必须依当时的季节、环境、人的体质、年龄等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和确定适当的治疗方法。三因制宜从多个角度体现了中医的辨证观和整体观，临床中只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才能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②以“扶正培本”为主，配伍“活血化瘀”和“清热解毒”

扶正培本法：肿瘤属慢性消耗性疾病，多为虚证。用扶正培本法，扶助人体正气，平衡阴阳。补益人体虚弱状态，调整机体内环境，提高患者免疫功能，加强抵御和祛除病邪的能力，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正如中医所言“养正积自除”。扶正培本的方法很多，如益气养阴、健脾益肾、补益气血等。临床应用时，首先应辨清阴阳气血盛衰，然后辨别五脏虚损及脏腑间相互关系，不同情况下运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才能真正发挥补益作用。其目的在于增强人体正气的抗病能力，达到“正胜而邪却”的目的。孙老在运用补益剂时，时时照顾脾胃，重视“胃气”的恢复，所谓“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

活血化瘀法：瘀血是肿瘤的病因之一，针对瘀血而采用的活血化瘀法是肿瘤临床常用治法。活血化瘀不但能祛邪消瘤，亦可配伍其它法对瘀血引起的发热、瘀血阻络引起的出血、血瘀经络所致的疼痛等证起到一定的效果。应用活血化瘀法，使用活血化瘀类药物时应根据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原则，按肿瘤性质和部位不同选择适当的药物。同时，正确掌握其剂量是使用活血化瘀药发挥最大效用而避免或减少其副作用的一个重要手段。

清热解毒法：热毒是肿瘤的主要病因病理之一。特别是中、晚期患者，常常有毒热内蕴或邪热瘀毒表现，故应以清热解毒为大法治疗。清热解毒药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所以清热解毒法是肿瘤治疗中较常用的治疗法则之一。临床应用时，应根据疾病的性质，辨清正邪之盛衰，与其它法则和药物相合应用，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附：

孙桂芝，女，生于1937山东淄博市人，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兼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专家、中央保健局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癌症康复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全国中医药学会中医康复会理事、中医疑难病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癌症康复会顾问等。主持的《六五》《七五》《八五》国家中医肿瘤攻关课题获院级、部级和国家级科研成果奖12项，被评为中国中医药文化博览会百名中医专家和在科研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工作者。撰写《常见肿瘤诊治指南》等五部专著，发表科研论文50余篇。培养硕士生12名，博士生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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