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会新知 与时俱进有创新
中国中医zy.china.com.cn 时间： 2015-05-18 内容来源: 中国网
民国时期，面对西医严峻冲击和挑战的中医药界，虽然由于社会及自身诸多方面的原因，在寻求自我更新发展的道路上障碍重重，有关中西医对比、争论等思潮迭起，但在清醒地认识到中西医学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后，融会西医新知与时俱进，并时有创新，成为这一时期中医的一大特色。这一时期的中医学，在学科建设、基础理论、临床诊疗、中药学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西医学的内容。
在学科建设方面，中医参照近代自然科学的分类方法，对中医学科的设置和中医教材的编写采纳一些相关的西医内容。1933年，中央国医馆公布《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把中医学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大类，并且初步确立了这两大学科下属各门科目的内涵与外延。教材编写逐步系统化：何廉臣、史铁生主张仿照欧美先进国家治科学之法编写教材；1928、1929年曾两次召开全国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各地涌现的中医教材讲义有172种之多。
民国早期中医对西医解剖学知识的融会，不可否认，有将中西医对待脏腑的观念强行比附对应情况的存在，但应指出的是，有一些医家如恽铁樵等，已经认识到了中西医脏腑实质的不同。在对待西医解剖学说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比较明智的态度，吸取之，可以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医的脏腑学说；但并不强行将其融合，任其两者共存。对于西医的生理、病理学说，这一时期的许多医家都主张将其吸收到中医学中来。
民国时期，中医临床诊断、治疗学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对一些重大疫病的病名、病因病机、诊断等的认识上，中医在坚持中医自身理论的同时，仍会适当地融合西说，时有创新。如一些重大疫病，早期多据症状命名，如鼠疫又被称为痒子症、耗子症、核症、核瘟等，民国中医接受西说后，将其细化为腺性鼠疫、败血性鼠疫、肺鼠疫。神州医药会组织全国医家展开痉瘟、伏瘟、疫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头风等病名的讨论。1932年，严苍山在《疫痉家庭自疗集》扉页上写“脑膜炎”，适合当时民众的需要，中西医病名相对应，有坚持，有融合。
在病因病机方面，随着对西医细菌等病因学说接触的增多，一些医家开始尝试用这些西医知识来认识、解释各种疫病。譬如认识到鼠疫是由鼠疫杆菌经蚤类或鼠疫病人飞沫等途径传染；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通过被此菌污染的饮食物及霍乱病人的吐泻物等进行快速传播等。部分医家还将中西医的病因学说进行比较，在用中医病因病机学说分析疫病的同时，适当地参合一些西医知识，有助于对疫病的诊治。
民国时期的部分中医，接受部分西医诊断学知识，引用实验室诊断方法鉴别诊断疾病；将一些西医诊断器械如探喉镜、体温计、听诊器、脉压计、压舌板、X线摄片技术等，引入到诊断实践中来，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中医诊断的客观性。
西医治疗细菌感染，在磺胺药和青霉素发明前，并无优势；发明之后，又受社会、经济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和限制，优势难以发挥，因此民国中医仍然有较多的优势。即使如此，部分中医仍然能够主动融会新知，并进行一些可贵的探索。 譬如时逸人、陆渊雷、施今墨等参考西医相关知识，对一些重大疫病的病因病机、诊断的认识渐趋清晰，在治疗模式上，开始初步尝试将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辨病治疗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如张锡纯石膏加阿斯匹林汤，中西药物联用；在时疫医院里，采用中西医两法，使用盐水静脉注射治疗霍乱；中医李建颐还发明二一解毒注射液，用于临床鼠疫的治疗。
这一时期，一些中医还撷取西医部分药理学内容，对中药的研究也开始转向药物成分的提取、分析。当时已有医家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化学分析方法来确认中药疗效，这种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简言之，在国家内忧外患、疫病流行以及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融合的环境中，民国中医融会新知，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国社会防治疾病的中坚力量。
（作者：吴文清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文章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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