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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是中国文明裂变与再造的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11年，晚清政府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列强环伺的危局，迫使有识之士睁开眼睛看世界，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末西方文化学术日益东渐，并冲击着旧有的制度。但清政府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废科举兴学堂、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改良努力都未能成功，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葬送了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

在晚清时期传入的近代西医学，渐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颇令国人耳目一新，一些“全体学”（解剖学）著作“远近翕然称之，购者不惮重价”（《王韬日记》）。西医外科手术、公共卫生防疫等方面的长处，开始为政府和社会所认识和采纳。西医医院、学校、报刊、杂志等在中国相继出现，出国学习西医的国人增多，早期以外国医学传教士为主体、后来中国人比重逐渐增加的西医医护队伍不断壮大，并成立相应的学术团体和职业团体。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中、西两种医学并存的局面。

民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守旧思想仍然强大，不时出现复辟等闹剧。知识界急于尽快推进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启蒙，遂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运动所倡导的“赛先生”即“科学”，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而传统文化则成为“不科学”的标靶，受到猛烈抨击。与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的中医，深受其影响，被划入“不科学”的行列。例如“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开端的《敬告青年》檄文，其中就批评中医说：“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

在时代大潮下，许多知识界名人都借批评中医来显示其对科学的崇尚。典型如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梁启超，他在1926年因患血尿不愈，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术后症状如故，许多人指出西医手术轻率错误，梁启超本人却发表公开信为西医辩护说：“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而白话文的推动者胡适在1935年为《人与医学》中译本作序，称与近代西方医学相比，“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并且发出“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的感慨。新文学的创始人之一鲁迅早年因父亲得病经中医治疗无效，曾发出“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的议论。

这些近代知识文化界名人的言论，并不意味他们本人完全否定中医。像梁启超、胡适都曾请中医治疗疾病，鲁迅也对《本草纲目》等中医古籍有所研究。包括西医学校毕业、自称“平生不服中药”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孙中山，在晚年病危时也接受了中医治疗。但他们的公开态度，出于倡导新文化的需要，都毫不犹豫地站在自称为“科学医”的西医这边。

传统中医向来有着精诚为怀、汲取新知的传统，晚清时期一批医家勇于学习西方医学知识，并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太医院也开始尝试在医学教育中纳入西医内容。但由于学科体系不同和认识论存在差异，中西医汇通在当时还未能取得明显成果。

以上情形，正是民国时期中医命途多舛的大背景。的确，近代的西方科技蓬勃发展，“科学”似乎无往而不利，成为西方文明强盛的动力。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强势扩张下，“科学”的西医几乎在每一个所到之处轻易地压倒原有的传统医学。各国还没有两种医学并存的先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甚至是主动地取缔汉医改用西医。所以，当民国开始移植建立在西医基础上的卫生行政体系时，一些人士也认为中西医不能并存，乘社会革命之势提出“医学革命”主张，并试图借用行政力量取缔中医。

民国时期的中医，时刻蒙着遭遇废止命运的阴影，唯有在受到种种限制的条件下，坚强地抗争图存、自强发展。

（作者：郑洪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责任编辑: 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