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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发展带来很多新内容，中医肾病科研越来越难。张琪说，开始的目标是把浮肿治好，之后是解决蛋白尿，后来着重改善“肾穿”的病理结果。他一面学习现代医学知识，一面对肾病进行系统的临床与科学研究，分析每一种肾脏疾病的病因病机。1986年国家科委和卫生部确定“七五”攻关计划，张琪关于“中医治疗劳淋”的课题中标。之后他组建肾病研究室和专科门诊，先后开展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临床研究”、“中医药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血尿的中医治疗研究”以及“中医药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的临床及基础研究”等，由他亲自审定研制出治疗肾病的系列中药，所在的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成为全国中医肾病治疗中心之一，多项课题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项。

40多年来，张琪对肾病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在治疗上强调补脾益肾。他创造性地运用多元化思想，以多靶点大方复治法，对难治性疾病如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疗效颇佳。

张琪说，依靠中药，不用透析，很多肾衰病人的肌酐水平能10年维持稳定，不会演变成尿毒症。已发展成尿毒症的，有的服用中药也能好转，他研制出很多有效的院内制剂。大兴安岭一位10多岁的男孩患肾衰尿毒症，又吐又泻，病情危急。张琪用鼻饲中药的办法，把他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如今男孩已从复旦大学毕业，几个月前张琪在上海讲课时，他和母亲特来面谢。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肾病科现已全面继承张琪的临床经验，细分成4个科，210张床位，他们运用中医中药为肾炎、肾病综合征、肾衰等肾病患者减轻身体痛苦，降低经济负担，带去健康的希望。

热心：钟爱临床志不移

眼看中医被取缔，他还是坚持在药店当学徒；宁可手脚生冻疮，攒的钱不去买被褥，都买了医书。

张琪喜欢临床，离不开病人，乐意给人看病。“我这辈子唯一不高兴，就是文革期间有一年不让我看病了，这是最苦恼的。”

他认为只有临床才能学到真本领，要求研究生必须按时出门诊。对寒暑假日都跟着出诊的勤奋学生，张琪特别喜爱，赞不绝口。省中医院肾二科主任王今朝是1989级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她没按时出现在张琪的诊室，张老吩咐，“让今朝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张老温和地告诫“不能离开临床啊”，老师的焦急让王今朝从此痛下决心，现如今成为医疗骨干。

一般来说，请张琪教授诊病的人大都是重患或疑难病。张琪对病人极有耐心，看病时间很长。五女儿张佩青是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她说“家父性格温和，遇事不怒，每遇不同意见，则欣然颔首，耐心倾听。”本来就生性温厚，对待病人张琪更是如同亲人。“有的患者一股脑倾泻出来，一说病情就是十几分钟，但他从来不打断，总是认真听，我们在旁边干着急。”

有次医院组织全体职工春游，坐在车上的张琪看到一位慢性肾炎的老患者来了，立即下车请病人到诊室看病。为此他耽误了出游，有人为之遗憾，可他却高兴地说：“以病人之乐为己乐，这是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事，岂不远胜过野游之乐吗！”

如今张琪每周两次门诊，查一次病房。上午看不完，病人就想法加号，或者家里找、路上截，他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老伴王桂珍说：“这老头，成天就认病人。他立了条规矩，到家找看病，平民百姓、省委书记一样看待，不许嫌农村人脏，不许谎说不在家。”

对临床这种超乎寻常的喜欢，和他幼年的经历有关。张琪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名中医，6岁时爷爷每夜在油灯下教他读医书，张琪亲眼目睹他们治好许多疑难疾病。青年时，侵华日本想取缔中医，眼看学中医毫无出路。张琪只身在东北闯荡，别人劝他改行，但他偏偏坚持在哈尔滨天育堂药店当学徒。没老师敢教，他就夜里起床偷偷对着医书琢磨先生的处方。冬天天冷，别的学徒攒些钱买毛毯盖，他不顾手脚生满冻疮，把钱都买了医书。

1967年“文革”期间，他有3个月下放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农村，条件非常简陋，但能有机会给人治病他乐此不疲。十里八村的农民赶着车，骑着毛驴，用门板抬着病人来到张琪驻地，他一一耐心地给乡亲们诊治，最多一天看了101位病人。有的农民朋友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琪的成才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吃苦钻研，医技在临床的长期磨练中得以升华。张琪在河北乡间平生第一次临诊，就治好一位久治不愈的高热病人；在哈尔滨市第四联合诊所，他的医术和为人深得工人们信任；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不久，常被邀请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诊病，还受中央委托为前苏联阿穆尔州秘书长（相当于我国省长）治好了心脏病。42岁撰写的《脉学刍议》揭示了脉学在辨证中的重要地位，一版再版，在国内颇有影响。

张琪说，学习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知识，首先要热爱。中医经典内容看似枯燥，但里面确实有好东西，要注重边学习边实践。把看的书应用在临床，用了就觉得中医“有味道”，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后就更愿意学了。

为了学习新技术新经验，他几乎订全了国内发行的各种中医杂志，一有闲暇便细心阅读。逛书店淘书，成了张琪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佩青说，“家父治学严谨，从不敷衍，年已耄耋日诊患者数十人，夜读文献，查找古今医案。我因行政工作繁杂，求医者甚多，时有劳累放松之感，辄扪心自比顿觉惭愧，其精神激励后人，警示来者不敢懈怠。”

公心：牵挂事业广带徒

他从来不争，什么都可随意，但为了中医事业，张琪奔走呼吁，几次致信总理。

张琪说，8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是1953年听到传达的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劳最大。选择中医以来他遭遇过很多歧视和阻力，那天突然听到这个喜讯，31岁的他张琪觉得前方一片光明，兴奋得一晚没睡觉。

他说自己“第二高兴的事”，就是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他的感恩发自内心。因为经历人生甘苦，他能深刻体会国家政策对一名中医从业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给他的荣誉太高了。

事实上，张琪是个欲望不多的人。生活中，他喜欢写写毛笔字，听听京剧。当年有关部门想提拔重用，他婉言谢绝；有朋友建议他到南方合开诊所，他表示不会经营。他从不考虑升官发财，最大爱好就是看病。

他似乎注定为中医而生。一向性情平和、从不发怒的张琪，为了中医事业，他愿意出头多次联名致信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中医争取政策和支持。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呼吁中医改革教育模式，要中西医并重，他的忧虑溢于言表。

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他亲手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硕士，8位继承人，现在还有2个第四批继承人和5名博士。张琪力争“培养一个出息一个”，他的学生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暴魁、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分泌中心主任吴深涛等，大部分成为中医战线的中坚力量。

他还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徐大基和林启展的带徒老师。为指导他们学习，张琪不顾舟车劳顿，一年中两度从哈尔滨到广州，亲自带他们随诊，平时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授业解难，每一封信件都是亲笔书写。

80岁生日之际，张琪收到众多学生的感恩与祝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谢宁、周亚滨教授在贺信中说：“随师3年，日间临证，夜间读书；鸡鸣冷月，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得恩师精勤教诲，推云拨雾，指点迷津，更给予我们人品医品之熏陶，对学生晚辈爱护有加。时光流逝，愈觉3年随老师鞍前马后实乃人生之莫大荣幸。”

张琪，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真诚的老人，一个骨子里有热爱有追求的中医人，一名内涵深厚、需要用心揣摩的大师。（记者　马骏）

张琪小传

1922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

1938年，由吉林省长春市辗转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在天育堂学医；

1942年，毕业于哈尔滨汉医讲习所，正式行医；

1951年，在哈尔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组建哈尔滨第四联合诊所；

1955年，调黑龙江省进修学校（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前身）任教；

1957年，调黑龙江祖国医药研究所（黑龙江中医研究院前身）参与筹建；

1978年，任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副所长；

1986年，聘为黑龙江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内科博士研究生导师。

全国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责任编辑: 刘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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